车轮上的腐败，会所中的歪风，治理初见成效。公款乱出书，也是近年来社会各界深恶痛绝的不良现象，该摆上议事日程，好好刹一刹了。
当然，各地公费出书，成绩有目共睹，不可一概而论，然而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
一曰，粗制滥造，质量低劣。
具体表征为“炒冷饭”，比如前几年浙江温州永嘉出的一套乡土文化丛书，内容平平，谈不上有多少新资料，更缺乏原创性，却耗资巨大，饱受读者诟病。有的负责同志离任之前，吩咐下属盘点任期内的所谓亮点，仓促编印成书，以示留念，其质量也可想而知。
二曰，过度包装，浪费惊人。
具体表征为动辄8开精装，如柯逢春《鹅塘老人回忆录》、南怀瑾《故园书》，其实以内容而论， 16开足够。前者篇幅不足1万字，标点稿早已被收入《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91年），其书法水平也很一般， 2013年手稿影印出版，定价 380元，又有多少人买？书画集、摄影集，也并非越大、越厚、越豪华就越合适。如果题材内容与装帧不相称，效果则适得其反。此外，有的地方出书，不考虑实际需要，印数动辄三五千，发行工作却跟不上去，积压很多，办公室变成库房，造成不小的浪费（新华书店能否配合是另外的话题）。
三曰，题签不当，品位下降。
具体表征为请负责同志（善书者不在此例）题写书名或扉页，以示报答。如苍南出的《苏渊雷墨迹选》，编者硬要请县委宣传部长题签。部长先生勉为其难，最后读者不以为然。众所周知，苏渊雷先生是具有全国声望的学者，部长先生并不是书法家，他的题签如何与之相称？为难领导，好心办坏事。当然，抬轿子的不在此列。
四曰，习惯挂名，和气大伤。
有的负责同志既当编委会主任，又挂名主编，给参与实际工作的人士造成很大的精神刺激，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干群党群关系，严重挫伤了具体工作者的积极性。有的同志担心领导不支持，给领导挂上顾问、名誉主编甚至主编的头衔。是不是过虑？长此以往，后来出书的同志在书上就不敢不挂主管分管领导的名字，怕坏了所谓的“规矩”。
与此相关的还有：有的部门热衷于请负责同志作序。如今类似序言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他人代笔，负责同志圈阅认可，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前几年鹿城区印出一本大型宣传画册，但是直到“两会”之前还无法分发，皆因负责题字的区委书记杨某出访滞留不归，所有书籍堆压下来，最后该如何处理？无独有偶，瓯海、龙湾两区也出现类似情景，好端端的大批出版物成为一堆废纸。此举不仅浪费了人力财力，还损害了社会风气。
后果如此严重，岂容等闲视之！那如何解决呢？
对症下药，鄙见也有四条：
一是树立新的政绩观，出书不以篇幅开本装帧速度论英雄，而以质量品位社会效益决高下。从提升温州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来认识出书的意义，统筹出书的各个环节。再也不要自娱自乐，分分送送了事，应该千方百计做好发行工作。多出读者自愿掏腰包买的书、读者确确实实需要的书，有生命力、有保存价值、能传承文化的书。
二是出台《公款出书暂行办法》，明确出书程序与底线。哪些书可以出？哪些书优先出？哪些书如何出？如何保证质量？如何确定开本、印数与定价？都有明确具体的规范。有的地方也搞过所谓的选题论证，但是如今愿意直言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很少，意见能够被采纳的则少之又少。而且，有的主办者可以将有不同意见的人士“排除在外”。对此，迫切需要拿出具体的应对之策。
三是统一列入年度预算，年底决算，定期张榜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尽可能地杜绝浪费，及早刹住草率出书、过度包装与摆阔奢靡之风。
四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破除署名挂名的潜规则。领导同志一般不挂名主编，不挂名作序，更不题签。单位团体出版的图书，序言可以单位或者团体的名义署名，不一定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领导（包括会长、理事长）的名义。确有必要者，另当别论，报请组织部门（或其他合适的部门）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