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图书文化信息协会会刊《岭南书屋》第二辑,是由广东省图书文化信息协会、中共广东省图书文化信息协会总支部委员会联合创办。

 

卷首语】

学人本色  文化传灯学人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张白影

 任继愈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继愈撰写的佛教研究论著,称他的文章属于“凤毛麟角”,难能可贵1964年,任继愈受命筹建新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因毛泽东主席点名出任所长。1987年任继愈国家图书馆馆长。2009年7月11日93岁高寿辞世。

 从190999日,清廷军机大臣、学部尚书张之洞奏请、宣统御批兴建京师图书馆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走过了超过百年的发展历程。现时傲然圪立在白石桥附近的国家图书馆,馆舍面积计43万平方米,其建筑规模居于世界前三位;馆藏文献超过2700万册,居世界国家图书馆前五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仲云、丁西林、刘季平、任继愈、詹福瑞、周和平等先后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其中,以任继愈先生1987年至2005年担任馆长的任期最长。

 依托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和现代科技的进步,在担任馆长的18年中,任继愈先生为国家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任继愈明确国家图书馆的两个宗旨:一是传承文明,二是服务社会。他说过:“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通过他多年努力,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在他主持下,以《赵城金藏》为底本、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历10余年完成107卷,其2亿字规模的《续编》已启动;另一件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在他的推动下已经影印出版;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推进“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进展顺利。 1992年我国开始编撰皇皇7亿字的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任继愈担任《中华大典》编委会主任。他还出任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作的总编纂。先生不辞辛劳,身负重任,力襄善举,他说得很朴实:“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就想多做一些工作,让后人用起来方便。” 

 任继愈先生传承中华文明,热心服务社会的风范,树为后人楷模。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他自己办公因陋就简,却坚持为读者铺红地毯,被喻为“给读者铺红地毯的国图馆长”。据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介绍:国家图书馆对758种文献进行了再生性开发,分别赠送给了全国各大公共图书馆及100所高等院校,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通过珍贵古籍文献的展览,对普通读者普及古籍文献知识;通过各种文献讲座,让普通民众了解祖国辉煌灿烂的文化。现今,宽敞明亮的阅览大厅,各类专藏阅览室、功能齐备的资料查询借阅系统,人性化的服务设施,使进入国家图书馆的千万读者享受到浸润知识的便利与舒适。

    我在湖南工作期间,曾有幸两次面聆任继愈先生教诲。一次是199045月份我受命主持湖南省大学生“树立起人生的路标”读书征文活动,在北京拜访臧克家、吴运铎、姚雪垠、柳斌杰、杨沫等一批学者专家时访问任继愈先生;一次是1992年初夏,任先生来湘考察时,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御书楼〔即湖南大学图书馆古籍分馆对他的接待和座谈。19904月至12月,湖南省教育委员会根据团中央的倡议,在省内47所大专院校近10万名全日制研究生,本、专科生中,开展了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地球的红飘带》、《把一切献给党》、《红岩》等10本书为内容,以“树立起人生的路标”为主题的读书征文比赛活动。曾激励过新中国几代青年顽强奋斗,被邓颖超同志喻为“人生的路标”的这批优秀读物,以其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哲理和高尚情操,使千千万万青年读者,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局限走向宽阔,从消极走向坚强,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确立了科学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这项活动也配合了当时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好满足校园青年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并丰富校园文化,推进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当我把这些情况向任先生汇报时,他很高兴,连声说湖南省教委做了一件大好事。任先生那天说了很多关于年轻人读书成才,要为国家贡献的道理。他特别强调大学生要不怕困难,不怕挫折,要多读书,读好书,用人类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装备自己。任先生还谈了他自己治学经历和体会。临别时,任先生给我们题写了“愈挫愈奋”四个字作为对年轻学子的勉励。

 时隔1年多,任先生来湘视事。在岳麓书院御书楼,我以湖南大学图书馆馆长和御书楼古籍分馆馆长身份接待任先生,彼此都为第二次见面感到十分高兴。我陪先生考察、翻阅珍藏在千年书院内珍贵的古籍版本,聆听他关于古籍保护和开发的教诲,特别就中国古代书院藏书、秘书省藏书、寺院藏书等问题请教先生,多得教益。任继愈先生关于唐代秘书省藏书的指点,使我在关于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任唐代秘书监史述的研究写作中得到学术思维的滋润,我在此专题上写作的三篇论文,随后在日本图书馆学界产生一定影响,获得日本当代著名图书馆家松见弛道教授的热情回应。

〔作者曾任湖南大学图书馆、广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广州大学图书馆馆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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